，是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了振兴乡村产业所提出的一种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比较形象的说法。

　　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通过发挥各地域不同的资源优势，在乡村或乡镇建立起市场化、品牌化以及标准化的本土特色产业，从而推动乡村的产业内生性发展，并激活我国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不过，这“一品”的确立，往往是需要在宏观规划背景下确立的，同时还应有健全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来保驾护航，否则，这“一品”就很容易昙花一现，或是成为“开始即结束”的祭品。

　　今年6月中下旬，黎平县政府和扶贫办为避免当地刚刚脱贫的村落返贫，于是决定在地扪侗寨同周边侗寨的农田里恢复传统的“稻鱼鸭共生系统”，“稻鱼鸭项目”应运而生。

　　地扪侗寨与登岑侗寨之间的300多亩农田，就是这一项目的试验田之一。政府免费发放鸭苗、鸭棚以及田间拦网给这一范围内有责任田的村户，其中每亩地发放20只鸭子以及一个鸭棚，由村户负责具体的养殖管理工作。

　　三个月后，等第一茬鸭子长大并售卖完，再由村民自行购买第二茬鸭苗，从此形成传统“稻鱼鸭共生系统”的循环，并由此建立起当地的生态产业品牌。

　　这一构想的确十分理想化，但是现实却并不如意。由于养殖成本与销路等问题，恢复传统的“稻鱼鸭共生系统”，通过“生态鸭”来建立当地的生态产业品牌似乎也并没有说起来那样容易。

　　于是，村民在第一茬鸭子长成后，并没有如当初项目构想的那样继续“稻鱼鸭共生系统”的循环，而是不再继续在田头养殖鸭子了，他们集体放弃了这个项目。

　　那些鸭棚也因此被大量废弃在秋收后光秃秃的田头，如今鸭棚本就单薄的“身体”于萧瑟的秋风中摇摇晃晃，略显凄凉，而更凄凉地则是这一项目的昙花一现以及其背后乡村振兴“一村一品”的隐忧。

　　如“生态鸭”这样“一村一品”的项目结局，地扪也曾遭遇过很多次。粗糙地开头，仓促地收尾，就是这些项目的真实写照。究其缘由，其实是急功近利行为下的一种隐忧的外化。

　　首先，没有可落地的顶层设计。当下乡村大部分特色产品的确立通常都并未在县域经济产业规划中有所体现，一般都是临时确定的，甚至是“一拍脑袋”的结果。

　　更甚地是，大部分区县都没有独立的产业规划体系，它们的产业规划往往附属在总规划中，缺乏细节上的考量，并且与现实相脱节，也不具备落地的现实条件。

　　然后，产品与产业脱节。“一村一品”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村为基本单位，按照国内外市场需求，充分的发挥本地资源优势，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使一个村（或几个村）拥有一个（或几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流产品和产业。”

　　它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产业方面，健全的产业体系的建构是产品得以可持续存在的基础。因此，没有产业体系保驾护航的产品，最终的命运大多数都会成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探索中的过眼云烟。

　　再者，缺乏合理紧密的合作组织。如地扪的“生态鸭项目”，虽然是在当地县政府与扶贫办的主持下实施的，但是它们也只是在前期提供了免费的养殖资源，而并未参与到后续的一系列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中来。

　　乡镇政府与村两委，也没有牵头或是作为组织主体，通过建立合作社以及拓展市场等方法来持续该项目的运作。最终，在各方的模棱两可中，只剩下村民作为“散兵游勇”单打独斗，草草了事。

　　最后，是新型经营主体的缺位。自九十年代开始，打工经济侵袭乡村，乡村大部分的人才资源都已经涌向了城市。

　　当下，在“跳农门”等价值观的驱使下，乡村更是呈现出了严重的空心化问题，激活城乡间人才的双向流动已经刻不容缓。

　　加之，目前驻留在乡村的乡民也没有条件与平台来接受转型为新型农民的教育与培训，因此难以承担乡村产业转型的重任。以上种种，导致了乡村新型经营主体的持续空缺。

　　这些忧患的合力作用，造成了乡村“一村一品”产业无法可持续进行的不良结局。

　　其一，制定专门的产业规划。通过同一统筹，在对乡村有了全面的认知后，以现实为基础进行顶层设计。

　　在城乡一体化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建构从上到下的产业规划体系，使得规划、政策与现实紧密相连，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县域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从而增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操性以及产业落地的有序性，促进乡村产业的振兴。

　　其二，建构健全的产业体系。正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先是要针对各区域的不同优势，明确定位，找准本土化的产业发展特色。

　　进而通过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加强科技农业和知识农业的产业升级与产业融合、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完成市场端的供给侧改革、建构新媒体下的传播体系等方式，形成乡村产业集群，打造产业品牌，建构健全的产业体系，发展乡村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循环经济模式。

　　其三，建立集体经济合作社机制。产业振兴的重点是乡村集体经济的构建，不同主体的农民合作社则是乡村集体经济的主要构建形式。

　　通过集体经济农民合作社的建立，将所有公共资产与资源相结合，将产品与资金、企业和市场相链接，将村民拧成一股绳，并依托于此，输出产品、发展产业、服务社区，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其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对驻留在乡村的村民，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转化人力资源优势；还可以借鉴古代“乡贤”的角色功能，汇聚“乡里乡贤”以及“乡外新乡贤”，为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此外，开展“新上山下乡计划”，在保障乡村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条件完善的前提下，于乡村发展中汇聚多领域人才，完成城乡人才的双向流动。从而，在新型经营主体的作用下，为以上乡村产业兴旺的路径提供人才保障与支撑。

　　因此，在大部分如地扪侗寨这样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西部乡村中，怎么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下的乡村产业的现代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此类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解决“一村一品”隐忧的路径所在。